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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项江涛 通讯员 张月琴马志强）近日，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指导，政协大同市委员会、山西大同大学主办，政协大同市委员会办公室、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云冈石窟研究院、大同市法学会、大同市图书馆承办的“2019中国大同·北魏文化高峰论坛”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研究院开幕。与会学者围绕“北魏文化的深远影响及其现实意义”，就北魏文化的挖掘和开发进行深入研究。

　　本次高峰论坛除了大会主题报告以外，设“北魏历史文化、北魏法制研究、北魏服饰与装饰纹样研究”三个分论坛，老中青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全方位探究北魏历史文化

　　北魏时期的政治制度研究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楼劲在《北魏天兴定历及相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天兴元年修订颁行之历，是与北魏开国建制其他举措相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权玉峰在《北魏平城地区行政官员研究——以州长官为例》一文中对恒州刺史（司隶校尉）进行分析指出，平城地方长官地位在迁都后逐渐下降，多为皇帝心腹之人，这显示出北魏平城地区行政长官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陶新华、谢莹莹的《刘洁之叛与北魏谶纬政策之转折》对真君五年诏令和刘洁谋反事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这道禁谶诏令是北魏对谶纬术数的第一次官方表态，不仅表达了皇帝的个人态度还具有法律效力，为以后北魏政府的谶纬术数政策奠定了基调；孙小梅、姚国群、姚玮的《拓跋鲜卑政权铨选制度小考——以太武帝拓跋焘诏书为例》以太武帝拓跋焘诏书为例，对拓跋鲜卑政权的铨选制度进行探究；王安泰的《十六国时期诸燕的天下秩序──以封国分布为中心》指出诸燕经常将诸侯分封于疆域以外，以象征天下皆为自身所有，然而诸燕在设置刺史时，采取了与封国不同的策略，多依照自身现有疆域而定，至多是维持前燕原有的范围，且此原则并非诸燕独有，汉赵、前后秦等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这是否代表十六国时期所谓的疆域与天下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空间，未来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在北朝至隋唐时期，碑志是传统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之外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冯立君的《北朝隋唐辽东古族碑志的研究》指出东北亚区域政治关系的研究，因东北民族碑志的深入研讨而得以充实，从中原、草原之外的第三方视角对于东部欧亚诸族联动关系研究补苴罅隙，不过，北朝至隋唐时期东北古族民族关系相关碑志的系统汇纂远未引起学界重视，付之阙如。刘勇在《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疏证二题》一文中考察的墓志主人来自中古史上的著名北方胡族赫连氏、独孤氏，墓志记述详细的家族源流和墓主人生履历表述，为厘清纷繁复杂的北方民族迁徙、重组、融合过程提供了具体而丰富的实证个案，结合文献互证，有助于更为深刻而全面的认识民族大融合下的中古历史趋势；严耀中在《关于北朝碑铭里的俗人维那》一文中表明，北朝佛教在僧界内外之间、在官府制度和佛教内务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晰；邓星亮、尹刚、侯晓刚的《大同市新出土北魏墓葬壁画》在分析2019年4月大同新出土的墓葬壁画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墓葬位置、墓葬形制、壁画人物服饰和壁画所见名物，判断该壁画墓为北魏平城时期文成帝太安至和平年间（455-465年）的产物，进而分析了墓葬壁画的历史、艺术、社会和文化价值；贾小军的《新见墓葬壁画中的汉唐河西社会史》通过对河西走廊新见汉唐墓葬壁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信息作了初步的考察；徐畅的《再论汉晋时代游徼的性质与部署——以出土简牍资料为中心》指出按县境方位派出游徼的做法，应非东汉长沙地方的特例，而应是两汉时代游徼的一般设置原则；冯晓鹃《河西入魏程氏家学研究》对程氏家族学术文化及其在北魏的活动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北魏文化制度之源。

　　在经济制度方面，王万盈在《北魏财政与政府治理论析》一文中指出，北魏政府治理与财政管理关系从学术意义上讲，其绩效应该是从低到高的一个嬗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随着北魏财政体制的渐趋合理与行政管理机构的逐渐完善，政府治理的成本（如官员俸禄）却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政府治理的成本无法得到有效控制，财政支出迅猛增加，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机构资源配置失衡；王勇的《再论北魏均田令中的桑田——基于农学视角的考察》通过研究表明作为农田形态的桑田最迟在秦代已经出现；王建敏的《论北魏经济文化类型的转变》一文认为拓跋鲜卑通过民族迁徙摆脱自然环境桎梏，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其经济文化类型由狩猎经济文化类型—游牧经济文化类型—农耕经济类型不断更替和转型，对北魏拓跋鲜卑民族发展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以来，一直是中西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后，继续保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宋志强的《北魏平城时期丝绸之路及其影响》认为，位于农牧过渡带、东西交汇处的北魏平城，是5世纪丝绸之路中心节点，惠及东西亚；陈利娟的《丝绸之路上的北魏粟特商人》认为粟特商人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马志强、张玲的《京畿范围定襄道帝后驻跸遗迹考察》指出定襄道，因为联系着盛乐、平城二京，是北魏平城时期帝后经常巡幸阴山地区的必经之路，又是北魏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其地位和影响尤其重要；杨年生的《<水经注>里的平城——<水经·㶟水注>如浑水流域新考》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时空维度的综合考析着重对如浑水流域所涉平城史地疑难如参合陂、北魏平城外城、东郭、祗洹舍、静轮天宫等进行全新注解；赵忠格的《城南渠、宫城及其它——试析“穿城南渠通于城内”句》指出平城都市建设是北魏王朝的精心之作，是解读北魏上流社会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是铺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又一个宏篇巨制，其影响遍及东亚诸国，重要意义不在武州山石窟佛寺（今云冈石窟）之下；王建斌的《魏都平城营建与形制探析》从城市建设角度深入探讨了北魏都城平城建设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从历史文献资料、前人研究成果与今人考古发掘三方面全面考证了北魏平城城市规划的形制与布局，并在学术界首次提出“北魏平城南北两城论”的全新观点；刘兵的《并州西部的拓跋南界》指出并州西部的拓跋南界历后赵、前燕、西燕、后燕基本保持不变，始终是拓跋鲜卑在并州西部的南界所在，而此前将今管涔山明长城遗迹一线作为该区拓跋南界的观点恐需重新考虑。

　　民族融合和北魏与周边王朝的关系，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侧面。乔丽萍、郭晨阳的《北魏民族融合中的“雁臣”现象初探》指出雁臣政策在一定时间内有效地促进了胡汉融合，巩固了北魏统治，但亦为北魏后期的动乱埋下了伏笔，极大地影响了北魏王朝的政治走向；孙炜冉的《高句丽长寿王与北魏宗藩关系的建立过程及影响》表明长寿王与北魏宗藩关系的确立，确保了高句丽北“和”南“战”战略政策的成功，从而给高句丽对外发展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继续推进了自广开土王以来的全盛局面，使高句丽在海东地区保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绝对战略优势；滕红岩的《北朝对高句丽政权册封的计量分析——南北朝时期（420—581年）》通过考察现存古代文献相关记载，结合计量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可以较为全面、系统梳理出这一时期北朝对高句丽政权所进行的册封活动历史面貌及其特色，也可借此蠡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与高句丽政权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本质属性，及中原王朝和高句丽政权对朝鲜半岛经略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本质属性；高凯、王文杰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柔然汗国的研究综述》提出学者对地理环境变化与柔然汗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气候变迁、人口因素对柔然汗国兴起和衰落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疏于关注；许孝堂、马志强、韩生存的《拓跋帝陵祁皇墓守墓人探讨》对祁皇墓守墓人进行了全面调查考证，理清了祁皇墓守墓人的来源和迁徙路径，详细论述了厍姓守墓人的来龙去脉，以及鲜卑、乌桓两大部族在代地的共生关系。

　　此外，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云冈石窟文化进行讨论。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媒介形象随着媒介形态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挖掘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将促进大同古城文化产业的发展。

　　北魏法制为中华法系的形成作出贡献

　　北魏法律制度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荣玲鱼的《身份法制度下北魏宗室贵族受教育权的定性分析》从身份法制度的角度分析北魏受教育者的资格，以及宗室贵族受教育权的定性问题，说明北魏宗室贵族受教育权是一种身份权；袁建录的《从存留养亲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通过研究发现北魏统治者吸取历代封建王朝立法和司法经验，荟萃以拓跋鲜卑为主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取精用宏，创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律体系，继承、发扬和丰富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杨兴香的《论北魏法制建设与其入主中原的关系》通过对北魏法律制度发展变化的具体内容进行全面分析，总结出北魏法律制度演进的规律和原因，从而揭示北魏少数民族政权能进入中原并统治北方汉族地区长达149年之久，而且统治期间经济繁荣，各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得出北魏政权善于利用法制这一统治工具进行统治的结论；阎晓磊的《论北魏时期“以孝入法”的体现及其当代价值》以北魏时期“以孝入法”的内容为视角，探讨了其对我国现代社会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价值。

　　北魏法制为中华法系的形成作出贡献。邵晋栋、李慧芹的《中华法系之鲤鱼跃龙门——北魏平城时代》指出北魏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华法系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华法系“鲤鱼跃龙门”的关键；周子良、赵党党、陈琬珠的《北魏对中华法系的贡献》指出鲜卑拓跋部的法制建设也对当前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凡的意义；韩大伟的《北魏监察制度的构建》从监察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监察相关的立法、监察官员的管理、具体的监察类型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北魏监察制度的构建过程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周子良、焦晓琳的《北魏的立法思想及其立法实践》认为，北魏的立法思想及其立法实践大致可分为孝文帝改革前被动汉化与孝文帝改革后主动学习两个阶段。这个过程完成了北魏从习惯法到封建成文法、从兵刑不分到以礼入律、明法严刑的转变，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力借鉴。

　　时代特色鲜明的北魏服饰与装饰纹样

　　变化万千而时代特色鲜明的装饰纹样，宛如北魏的审美密码，在服饰研究与设计的新时代视野下成为新的民族文化符号。宋丙玲的《北魏平城的鲜卑帽》指出鲜卑族由髨发习俗转变成被发，进而流行鲜卑帽，这一转变过程与魏晋南北朝气候进入寒冷期关系密切，拓跋鲜卑迁都平城后，鲜卑帽还成为民族认同和政治建构的重要标识物；李甍的《北朝笼冠小考》以考古发掘的墓室壁画、陶俑、石刻等为主要研究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北朝时期的笼冠展开研究，分析其形制、搭配以及使用的人群和场合等，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归纳其在北朝的发展演变；刘芳的《试论北魏冠服制度的形成——以孝文帝时期为中心》重点对孝文帝时期形成的较为完备的祭服、朝服、公服形制进行梳理分析，阐述北魏服制典章的建立及其影响，认为北魏冠服制度的建立为北朝后期乃至隋唐服饰制度奠定了基石，进而揭示北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鲜卑样式、大汉风韵、印度佛装、中亚风情荟萃北魏，尽显公元5世纪的国际范儿。商春芳的《洛阳北魏元邵墓、杨机墓出土陶人物俑的文化学研究》通过1965年、2005年洛阳两座北魏时期高等级墓葬的陶人物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既有鲜卑的民族风习，又有中原文化传统特点，体现了多种民族文化因素浸润相融的状况，这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碰撞息息相关；党郁的《北魏墓葬所见璜形项饰相关问题探讨》结合中国北方地区齐家文化、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长城沿线地带发现的诸多形制相近的金属项饰，对其进行了分类和形制的划分，并结合乌恩先生收集的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项饰进行分类研究，对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商末、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北魏时期发现的璜型项饰的形制进行初步的类型学分析，提出北魏时期发现的项饰与商末时期发现的下端有长方形凸起的同类器相近，且与外贝加尔地区发现的形制则更为相近，并结合了佛教的装饰文化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且影响了后世的项饰装饰风格；武茗澈的《北魏时期女性常服的多种文化影响研究》分析了北魏时期女性常服特点、演变规律和趋势以及演变背后的多种文化的影响；高阳的《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装饰图案色彩研究》以敦煌北朝时期装饰图案色彩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装饰图案几大重要类别中的典型作品案例，从装饰图案主要用色种类、图案整体色调特征、图案色彩与图案造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对了解中国传统色彩历史与文化，对启发现代设计更好地借鉴运用传统色彩均具有一定的意义；郭永利的《大同北魏时期墓葬所见纹样分析》以北魏墓葬所见的纹样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致确认，全面汇集壁画图像、葬具（棺板、石椁）、日常用品、陶俑等出土物上的图像纹样，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王晨的《云冈石窟装饰》认为云冈装饰图案的本源是佛教文化的艺术，云冈石窟装饰图案大气凝重、图案丰富、结构繁简有序、线条优美且疏密有致，具有浓郁的装饰意蕴，凸显出北魏时期的图案特色和抒情写意的审美品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霍静的《云冈石窟不同时期雕像服饰初探》通过研究云冈石窟不同时期服饰特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动态，窥见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哲学、等诸多风云变迁；孙茜《汉魏时期中国耳饰浅论》通过对耳饰的缘起、种类、材料、款式、制作工艺、装饰纹样、流行风尚、承载的文化信息对汉魏时期的中国耳饰作一分析和考证，解读汉魏时期古人生活的质量、趣味以及其面对生活的态度；赵丰、王乐的《北朝团窠动物纹绮与多综多蹑织造技术》以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一组北朝时期的红色平纹地暗花丝织物为对象，分析了北朝团窠动物纹绮与多综多蹑织造技术；张春佳、赵声良《莫高窟北朝忍冬纹样的类型及源流》通过忍冬纹样式的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演变分析宗教文化与不同审美意识发展融合的历史性特征；姚潇鸫的《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那罗延与迦毗罗神王组合图像的源流》认为北魏时期神王组合图像，是佛教文化与祆教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

　　与会者认为，本次论坛是继2018年“北魏文化论坛”之后的又一次学术盛事，论坛主旨明确，文章主题突出，质量上乘，内容详实，多有新见。但仍有不足，如经济研究与法律制度研究文章数量较少，略显单薄；本应大做文章的丝绸之路方面的论述更是寥寥；把控新出土资料的能力和视野不够，等等。我们相信，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的科学指导下，政协大同市委员会、山西大同大学、云冈石窟研究院继续努力，通力合作，争取将“北魏文化高峰论坛”打造成全国性的、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文化品牌。

　　媒体链接：http://chis.cssn.cn/zgs/zgs_jl/201908/t20190826_49624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