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副校长姚丽英与教务处、宣传部等相关部门领导一行5人，深入文学院，就即将面向理工科开设的《沟通与写作》课的顶层设计、课程定位、教师遴选、教学内容、考核评价等进行调研。

　　调研会上，姚丽英首先就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存在的公共类课程总体质量不高、学生在具体实践中运用不够、在面试、答辩过程中表现不尽如人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介绍，并就面向理工科开设《沟通与写作》课程的目的和宗旨做了说明，希望在座的领导和老师们就课程的开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按照设想，准备开设的《写作与沟通》属综合训练类性质，是提高学生实际写作基本技能和沟通能力的基础课。目的在于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通过全方位、多功能的实践操作和自主写作训练，使每位学生都能够得到个性化的指导和写作沟通能力提升，为以后工作和生活中的文案写作、人文交流打下坚实基础。借助专职教师丰富的学科背景，将写作与沟通课程建设成一门通识课，帮助学生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看待问题，进而探索找寻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路径。

　　该课程不同于文学院的汉语写作类课程，也不同于单纯的应用文写作范畴；既非纯文学写作和纯学术写作教程，亦非写作理论教学，而是一门主要面向理工类学生开设，培养学生把逻辑思维、科学思维、批判性思维用恰当的方式（包括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表达出来，并在一定语境下起到劝服效果的素质和能力，以此打造学校的品牌和特色。

　　调研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充分表达了开设这门课的希望和愿景，也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张权恒认为，课程应贯彻“只有写，才会写”的理念，以沟通理念指导传统的应用写作；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因为好的‘写’者首先是好的‘读’者；提倡案例讨论、游戏、录像等多种教学方式，重视师生及同学们之间的互动；尊重学习者的‘主体写作过程’，重视第二课堂学习辅导与训练。同时他还就教学模式、考核评价、教师来源、开设主题等做了具体架构。张忠堂全面分析了《沟通与写作》与正在开设的申论、行测之间的关联，认为课程的开设对教师要求很高，应该是“专家类”，并有实战经验者。彭栓红提出5个建议，即要处理好批判性与思政性的关系；可比性和代表性的关系；文学性与技术性的关系；模式性与创新性的关系；学科性与职业性的关系。关秀丽从“用笔”方面提出，公文沟通、商务沟通、公关沟通、人际沟通、特殊沟通的有笔各各不同，要掌握好这几个方面的内在关联和区分。李润民认为，既然是一门人文类课程，就应该把握其人文性，要起到教育、熏陶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普适性、方法性、可操作性，授课教师应有亲和力和感染力，让学生感兴趣，愿意上。于立强更强调“顶层设计”，认为其定位应是在通过写作提升沟通能力上，突出的是怎样把思想装在文体的瓶子里，要培养学生对文字、语言的敏感度，并找到适当的表达。

　　凌建英认为，该课程的定位，既不是应用文写作，也不是文学写作，而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教会学生会写、会说的实践类课程；它与大学语文一样，都是为了强化学生的人文积淀；要找到与新医科、新文科的“对接处”，精讲理论，有效实践。苏鹏认为，作为一门公选课，短时间内不会把学生训练成高手，重在“方法”，考核上也不能太死板，应建立可行的标准；理工科学生与文科学生在思维上特征不一，要根据专业特点去设置，教师一定要有理科思维；如果可行，应再衍伸几门课，做成为一个体系。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姚丽英指出，通过聆听不同学术背景的老师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感到很受启发。《沟通与写作》只是一门课，不能指望一门课能完成所有功能，解决所有问题，要充分发挥教指委的作用，把历史文化类的课程进行整合归类，审定大纲，规范内容，做到扎实有效；该课是以写作的方式达到沟通的目的，可以把思维拓展一下，把申论、经典诵读、就业规划等课程做成一个体系，全方位提升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课程实施过程中，要不断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反馈，不断校正，在反思与变革中不断推进。(文/郝春涛图/关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