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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志强

编者按

　　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前后经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共六位皇帝，至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凡97年。在这近百年里，平城成为当时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百万人口，也是当时世界的大都市之一，创造了包括魏碑书法、云冈石窟等文化艺术杰作，而孝文帝改革加强了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融合。研究北魏历史文化，应该是大同文史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近年来，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有组织地开展北魏文化研究，而且硕果累累。今天，本报刊出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文章，以飨读者。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夺得今山西、河北地区以后，于天兴元年（398年）七月把首都从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往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王朝以平城为都97年，将近一个世纪。在这近百年的时间里，作为北魏都城的大同，一直是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各族人民交流的中心和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冯太后、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对促进民族大融合、北魏封建化进程，以及我国北方的统一和繁荣，都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时平城以京都兼司州、代尹治。司州、代尹的地方权利或者被中央的强势所掩盖，或者异化为中央部门权利，表现为历史记载比较少而零碎。北魏迁都洛阳后，在平城设立恒州刺史，作为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该地的军事、经济、民事等事务。那么，对这一时期的恒州刺史的研究，就必然会有助于北魏后期北方历史研究，有助于迁都后旧京代都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和掌握由都城向一般地方过渡的动态研究，有助于大同北魏地方史的研究。我们对恒州刺史探讨的时间范围是从迁都洛阳的太和十八年（494年）至分裂为东、西魏的永熙三年（534年），共40年。
　　有关恒州刺史的资料，清人吴廷燮在《元魏方镇年表》中收集和整理的比较详尽。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适当的考证，最后共检得恒州刺史31例，其中元氏10例，占总数的32.2%；勋臣八姓7例，占总数的22.6%；代人6例，占总数的19.3%；内附辽东高氏、辽西韩氏、鲜卑慕容氏各1人，共3例，占总数的9.7%；汉人晋宗室后裔司马氏、弘农杨氏、魏郡暴氏各1人，共3例，占总数的9.7%；不确定2例，占总数的6.5%。很明显，恒州刺史的最佳人选依次为元氏宗室、勋臣八姓、代人，汉人和内附降人分别占到一成。
　　从10例元氏宗室来具体分析，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孝文帝、宣武帝的至亲，如元澄、元匡、元嵩、元渊是孝文帝的叔父，宣武帝的叔祖；元顺是孝文帝的弟弟，宣武帝的叔父；一是孝文帝、宣武帝的远枝，如元志、元继、元琛、元苌，他们的辈分一般都比较高，是孝文帝的曾叔祖或叔祖，但他们往往对北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贡献，因而得到孝文帝、宣武帝的重用，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至亲。而元纂由于资料记载零散，不好判断。10例元氏宗室担任恒州刺史就直观地表明了迁洛之后恒州地位的关键和重要。
　　有些人，由于资料所限，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的任职时间，故不能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探讨，待将来有充分的石刻和考古资料再做考虑。
　　总之，我们无论怎样对恒州刺史任职人选的族属进行分析，都会发现，其资格是必须与北魏王朝的目标相一致。当然最为信任的是元氏宗室和没有站错队的勋臣八姓于氏，其次是代人，以及汉人和内附的降人。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汉化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高祖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改革，迫使以拓跋宗室为核心的广大胡人勋贵的价值观念和气质风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汉化和士族化为趋势的文化浪潮席卷胡人上层，北魏王朝的运作和官僚的铨叙机制也随之变化。具体反映到恒州刺史的选拔上，他们也呈现出相近的风格与特质。
　　首先，应选者汉文化修养良好。陆叡，“沉雅好学”。元澄“少而好学”，“表上《皇诰宗制》并《训诂》各一卷”。元志“历览书传，颇有文才”。元顺“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彻。……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于时四方无事，国富民康，豪贵子弟，率以朋游为乐，而顺下帷读书，笃志爱古。性謇谔，淡于荣利，好饮酒，解鼓琴，每长吟永叹，吒咏虚室。世宗时，上《魏颂》，文多不载。……撰《帝录》二十卷，诗赋表颂数十篇，今多亡失。”有《蝇赋》传世。《元顺墓志》亦云“身甘枯槁，妻子衣食不充，尝无担石之储，唯有书数千卷”。《元继墓志》云，元继“博之以文章，加之以礼乐”。恒州平城是北魏的旧都，是北魏的龙兴之地和大本营，即便是迁都洛阳了，这里也是北魏的北方区域中心，以它为轴心构造的北方六镇，是北魏后期抵御和抗击阴山以北的柔然的前沿基地，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平城作为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最重要一站，是当时的文明中心，鲜卑人和鲜卑化的胡人，受汉文化精髓的浸润较深。迁都洛阳以后，他们整体更加醉心中原汉文化和华夏文明，价值观念呈现汉化、士族化、文士化趋向，官吏汉化、士族化、文士化有益于推进国家的整体封建化进程，有益于推进北魏国家的发展，有益于推进鲜卑拓跋部和北魏政权向更高的文明迈进。文士化的转变也使他们真正具备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智慧。作为恒州平城这样重要地域的首领，应该足智多谋，善学勤思，有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必须有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贤能高人，才能担此重任。其次，应选者性情沉稳勇猛。陆叡，“沉雅好学，折节下士。年未二十，时人便以宰辅许之”。元志“不避强御，与尉史中尉李彪争路……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微服观战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丧明。”元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将士从之”，“有行阵之气”。于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气概沉远，受任艰危之际，有柱石之质，殆御侮之臣”。元匡“高祖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行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以成克终之美。’……茹皓始有宠百僚微惮之。世宗于山陵还，诏匡陪乘，又命皓登车。皓褰裳将上，匡谏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当时壮其忠謇。”元顺“至于朝论得失，顺常鲠言正议，曾不阿旨，由此见惮”，“謇谔俶傥，有汲黯之风”。《元顺墓志》云，元顺“体兹上操，清才雅誉，挺自黃中，蹇直峻概，成乎壮日，忠规孝范，丽国光家，处贵毋贪，崇俭上（尚）朴”。元继“宽和容裕，号为长者”。尉羽“颇有器望”。司马仲明“以谨敏著称”。元苌“性刚毅，虽有吉庆事，未尝开口而笑”。叱列延庆“少便弓马，有胆力”。恒州平城的特殊历史，构成了该地区在迁都后的形势复杂，朝廷百官南迁后，遗留下来的军士百姓从皇城根下的“宠儿”变成了边敝之地的“弃儿”，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极度反差，使得这里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数不胜数。必须有智慧而勇敢、强有力的长官进行管理，才能挽倒悬于万一，而刚毅勇猛的品质是恒州刺史与其他地方长官的差别所在。再次，应选者以干才著称。元澄“贞固俊远，郁为宗杰，身因累朝，宁济夷险，既社稷是任，其梁栋之望也”。元志“清辩强干”、“不避强御”。元匡“性耿介，有气节”，“廉慎自修，甚有声绩”，“时世宗委政于（高）肇，朝廷倾惮，唯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于厅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自杀切谏”。于果，“严毅直亮”。高植“清能著称，当时号为良刺史”。封静“以干用称”。杨钧“颇有干用”，“所居以强济称”，等等。恒州地当特殊，恒州刺史责任重大，政务、军务、财务交织，万绪千头，势必需要有办事能力、政治远见、工作经验的全才型领导坐镇统筹，保证该地的社会经济稳定和繁荣。
　　恒州刺史在代地朝夕不倦、跨鞍驱驰，立下不小功劳。对迁洛后北方的形势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元渊曾经说过：“昔皇始（396-397年）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这段话，说的是北方镇将及镇兵在魏初、迁洛前后的地位和身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迁洛后，镇将及镇兵的地位下降，形成“中年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的局面。隐患已然存在，元澄“以北边镇将弥轻，恐贼虏窥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没有被采纳。结果“贼虏入寇，至于旧都，镇将多非其人，所在叛乱，犯逼山陵”。元渊、李崇提议“改镇为州”，解除危机，朝廷未许；六镇之乱，元渊上奏“请简选兵，或留守恒州要处，更为后图”，并“与行台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仍然未得恩准，终成大祸。实际恒州也同六镇一起，随着迁洛时间日久，离国家中心越来越远，日渐被弱化、被边缘化；其地方长官也逐步人微言轻，最终与恒州一样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恒州刺史选人比较严格，以元宗室和北方代人为主体，适当地掺用一些汉人近臣；对于曾经背弃过皇帝的群体，一般不再作为任职人选。恒州刺史的基本素养比较高，有能力担负起恒州平城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守卫国家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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